今年7月，社长Kaher Kazem因为涉嫌“违法派遣”而遭到起诉，被限制出境。并以其董事长身分的理由，祭出“两罚规定”对法人与个人做出双重处罚，将他当做犯罪者来对待。

社长Kaher Kazem曾经提到“只要成为韩国通用的社长，马上就会有前科记录”，因此“有能力的人才都不愿意来韩国”。业界关系者感叹“韩国僵化的劳动体系法、跟现实脱节的政府命令、无法预测的司法体系，导致企业的经营受到许多限制”。

在过去6年累积了6兆韩元（约172亿人民币）以上赤字的群山工厂关闭。但当时的韩国雇佣劳动部却对经营恶化的韩国通用发出命令，令其必须要直接雇用2018年在群山工作的分包劳工。雇佣劳动部在2018年发出必须直接雇用分包劳工的命令当中，包含富平工厂（797人）、昌原工场（774人）等在内达到1719人。对正式员工3000人过剩状况，正在募集自愿离职者的韩国通用来说，无疑是又一记沉重的打击。

由于韩国僵固的劳动法实际上不可能解雇员工，所以韩国通用有效运用了分包法承认的“公司内分包”员工。但是法院却根据最近的“派遣劳工保护法”，认为生产工厂的内部分包，大部分都只是接受来自总公司的指示与监督，而被认定为违法派遣。根据此判决雇佣劳动部借机下达了“必须要直接雇用分包员工”此一不切实际的命令。

韩国通用对此表达强烈的愤怒，并称“过去韩国通用遵照雇佣劳动部的方针经营事业，并得到过模范企业的认定，但这一切却被无视。突然更改违法派遣的基准，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社长Kaher Kazem也提到“国外对派遣劳动的工作方式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在韩国却是违法”、“通用总公司多次询问我问题是什么，对这件悬案也抱持疑问”等，指出连总社也无法理解韩国方面的处置。

另外，韩国通用因为今年业绩衰退的缘故，造成税金、公共税捐延期缴纳。却因为“违法派遣”等40多件劳动相关诉讼案，向法院缴纳了近2000亿韩元（约12亿人民币）的现金作为保证金。

韩国这个国家是如此随意变更、恣意运用现存的法规制度，特别是往维护工会方向频繁的修正政策。对劳工来说也许是让人感激的作法，但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在文在寅政权下的公司经营非常困难，特别是有这种想法的外资企业愈来愈多。

对劳方来说也许能够享受暂时的好处，但若是资金持续撤出韩国，则国内的雇佣状况恶化，韩国的经济也会逐渐衰退。然而文在寅政权也许并不在意这个问题。

检方泄漏出三星电子副会长的上诉状，这是“有罪”引导的情报战一环吗？

讨厌文在寅政权的并非只有外资，国内的财阀也避之惟恐不及。

9月10日晚间，部分韩国媒体公开报导检方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上诉状全文。

根据《韩民族日报》节录部分内容，检方经由调查得知2015年7月三星方面在为第一纺织(Cheil Industries)与三星物产(Samsung C&T)的合并案成立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之前，就积极地推动舆论工作。当时三星支付各大媒体4天总计36亿韩元（约2000万人民币）的非商业性广告费制造舆论；另一方面要求各大媒体对反合并的外资对冲基金放出批判性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