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在隔天11日三星方面透过三星物产表达遗憾。三星物产作为三星集团旗下的持股公司，只是完成了它的任务。

辩护律师团解释“2015年7月13日～16日期间，执行关于三星物产的非商业性广告是为了对股东说明合并的宗旨，并寻求表决权委任”。

之后10日晚间，韩媒OhmyNews报导对李副会长为首的三星方11人的上诉状内容全文，律师团以“上诉状中包含的犯罪嫌疑，是以检方的搜查结果来推断，并非最后的判决结果”及“法务部在去年12月根据『刑事事件公开禁止命令』已禁止公开上诉状”来反击。

只是，此命令是为了保护前法务部长曹国而发布，目的是为了限制媒体的报导。所以对检方有利的情报还是有很高的可能性持续流出，这次三星的案件也应视为计划性的爆料，文在寅政权在对法令的任意使用也能反映在这个事件当中。

文在寅政权贯彻其对财阀的严厉姿态，是为了达到削弱财阀支配韩国经济的力量、缩小格差社会的目的，打击三星就是代表性事件。

但是，在现实方面则是由财阀支撑着整个韩国经济，削弱财阀的力量也很有可能弱化韩国经济。

修订掣肘韩国企业的商法与交易法

在这当中，9月21日大韩工商会议所会长朴容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对政界单方面推动商法与交易法的修订，发表严厉的批判。这是由于文在寅政权视为国政课题的“企业限制三法”（公平交易法、商法、金融集团监督法）已在国务会议上进入国会决议通过的阶段。选举前，国会也曾因担心此限制三法对企业经营会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而一度采煞车，但因为后来强大的执政党诞生，而再次推动法案，使得企业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根据中央日报的社论，现在急推的法案在全世界都没有看过类似的案例。从宪法保障的经营独立性及国际惯例来看，法案当中都存在反企业的条例。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针对资产2兆韩元（约120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采取多重代表诉讼制与监察委员分离选任制。2兆韩元以上的企业可视为意指财阀，而这两条是给予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有无差别诉讼与投机的借口。打着“财阀经营透明化”为名义，恐造成经常性攻击国内企业的资本投机状况。

多重代表诉讼制为，母公司的股东以子公司经营不善的理由，能够对子公司的董事提起诉讼的制度。持股公司体制的企业有可能被以子公司的经营不善为借口，而卷入没有尽头的诉讼。

监察委员的分离选任为，针对由三人以上所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全体的2/3以上必须为外部监察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任、解任由股东大会决定。而之前关于公司内部监察委员的选任、解任，规定持有决议权的最大股东（基本上为财阀总帅）无论拥有多少持股，都只能行使总发行股数的3%。这次的改订也将适用规定的对象扩大到外部监察委员。

换句话说，关于监察委员的选任、解任，财阀领导们将会难以操控。

像这样导入反企业的法案，企业就会陷入经营权的攻防当中，而无法积极的展开投资。若是经营不稳定，也就没有多余的精力集中在投资方面。结果，过度限制却对新冠肺炎防堵与推动经济活性化造成反效果。

韩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就在萧条状况中挣扎，但今年相对上来说因为有效抗疫而减缓了对经济的打击，与欧美等先进国相比，景气衰退的幅度也较小。

而这难得的幸运，却因为文在寅政权的反企业经济政策而化为乌有。本来就预期明年韩国经济复甦速度相较欧美已显现出落后，再加上文在寅政权的反企业政策当头砸下，笔者不得不说韩国经济前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