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社長Kaher Kazem因為涉嫌「違法派遣」而遭到起訴，被限制出境。並以其董事長身分的理由，祭出「兩罰規定」對法人與個人做出雙重處罰，將他當做犯罪者來對待。

社長Kaher Kazem曾經提到「只要成為韓國通用的社長，馬上就會有前科記錄」，因此「有能力的人才都不願意來韓國」。業界關係者感嘆「韓國僵化的勞動體系法、跟現實脫節的政府命令、無法預測的司法體系，導致企業的經營受到許多限制」。

在過去6年累積了6兆韓元（約730億台幣）以上赤字的群山工廠關閉。但當時的韓國雇傭勞動部卻對經營惡化的韓國通用發出命令，令其必須要直接雇用2018年在群山工作的分包勞工。雇傭勞動部在2018年發出必須直接雇用分包勞工的命令當中，包含富平工廠（797人）、昌原工場（774人）等在內達到1719人。對正式員工3000人過剩狀況，正在募集自願離職者的韓國通用來說，無疑是又一記沈重的打擊。

由於韓國僵固的勞動法實際上不可能解雇員工，所以韓國通用有效運用了分包法承認的「公司內分包」員工。但是法院卻根據最近的「派遣勞工保護法」，認為生產工廠的內部分包，大部分都只是接受來自總公司的指示與監督，而被認定為違法派遣。根據此判決僱傭勞動部藉機下達了「必須要直接雇用分包員工」此一不切實際的命令。

韓國通用對此表達強烈的憤怒，並稱「過去韓國通用遵照僱傭勞動部的方針經營事業，並得到過模範企業的認定，但這一切卻被無視。突然更改違法派遣的基準，是背信棄義的行為」。社長Kaher Kazem也提到「國外對派遣勞動的工作方式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但在韓國卻是違法」、「通用總公司多次詢問我問題是什麼，對這件懸案也抱持疑問」等，指出連總社也無法理解韓國方面的處置。

另外，韓國通用因為今年業績衰退的緣故，造成稅金、公共稅捐延期繳納。卻因為「違法派遣」等40多件勞動相關訴訟案，向法院繳納了近2000億韓元（約50億台幣）的現金作為保證金。

韓國這個國家是如此隨意變更、恣意運用現存的法規制度，特別是往維護工會方向頻繁的修正政策。對勞工來說也許是讓人感激的作法，但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在文在寅政權下的公司經營非常困難，特別是有這種想法的外資企業愈來愈多。

對勞方來說也許能夠享受暫時的好處，但若是資金持續撤出韓國，則國內的僱傭狀況惡化，韓國的經濟也會逐漸衰退。然而文在寅政權也許並不在意這個問題。

檢方洩漏出三星電子副會長的上訴狀，這是「有罪」引導的情報戰一環嗎？

討厭文在寅政權的並非只有外資，國內的財閥也避之惟恐不及。

9月10日晚間，部分韓國媒體公開報導檢方對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的上訴狀全文。

根據《韓民族日報》節錄部分內容，檢方經由調查得知2015年7月三星方面在為第一紡織(Cheil Industries)與三星物產(Samsung C&T)的合併案成立而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之前，就積極地推動輿論工作。當時三星支付各大媒體4天總計36億韓元（約8700萬台幣）的非商業性廣告費製造輿論；另一方面要求各大媒體對反合併的外資對衝基金放出批判性報導。